小明  摄

　　文/张正望

　　倒数回去四十余年，那时，我还没到上学的年龄，成天的玩，玩得天昏地暗，而给我的童年生活增添了一些艺术色彩的就是与我家一墙之隔的吉首（州）京剧团。

　　只要一有锣鼓铙钹唢呐的声音从围墙里“咚咚锵锵”地传出来，我就知道那是京剧团的演员们在礼堂里排练了，便会跑过去观看。虽说是排练，但与在戏院里正式演出相去不远。我并不是戏迷，也没有耐心去听咿咿呀呀绕来绕去的唱腔，更体会不到那唱腔里的苍凉与浑厚，凄婉与哀怨，悲伤与欢乐，就是觉得闹热好玩，有味得很。

　　平常，礼堂里人不多，只有像我们这帮不用上学而又能到处自由散漫的小孩蹿进来，一屁股坐在尽是灰尘的水泥地面上，在喧天锣鼓悦耳京胡脆亮梆子的嘈嘈杂杂中，熏陶着抑扬顿挫的京韵唱腔，看那些弄不清人物关系也听不懂唱词含义的京戏片段。有时坐久了，看腻了，我们在台下也学着台上的样式，就地打滚，腾挪跳跃，连翻筋斗，弄得尘土飞扬，还学着喊上一嗓子“磨剪子嘞———抢菜刀———”，忘乎所以，动静一闹大，便会被管理人员撵赶出去。不过外面逛一圈，灰头土脸的又会蹿回到礼堂来，继续欣赏大人们的表演。

　　那年代，吉首县城正儿八经需要花钱消费的文化娱乐场所只有两家，一是吉首电影院，一是吉首工农兵剧院（我们称作京戏院）。抓革命促生产紧张了一天的人们，晚饭过后除了看戏看电影，没有更多的娱乐活动可供打发寂寞的长夜，加上谈情说爱的年轻人常常把看电影看戏当作是加深彼此感情，实现男女近距离接触最正当最浪漫最理想的交际方式，故而，戏院和电影院的晚场，几乎场场爆满。有时为满足观众需要，坐票卖完了，影院戏院还卖一部分站票，弄得后排、两边的过道上全站满了人，真是济济一堂，其乐融融。

　　母亲是个戏迷，常带我去京戏院看戏。戏院里从前排到最后一排，分左中右，摆的都是高矮一致有靠背的长条排椅，排椅上印有座次，每三个连号一张排椅，每条排椅能坐下3人。坐在前排的观众能把戏台上演员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看个仔细。后排的人为了避开前排观众的左遮右挡，只得左右摇晃脑袋，以便自己到达戏台上的视野最大可能的宽阔一些。但到了最后几排，左右摇晃已解决不了视线受阻的问题，一些人便索性站起来看，你站，我也站，最后几排，几乎每位观众都是站着在看戏，票上印的几排几座的号子失去了对号入座的约束，后排观众的秩序渐渐就乱了起来。前后有了这样的差别，故而前排的票价要比后排的贵。为省钱又为能不站着看戏，母亲都是买的座次位于中间的票。我那样小，坐在大人后面，他们宽阔的肩、硕大的头，把我的两只小眼睛遮挡得严严实实，自然看不到台上的表演，坐在中间，我又不能站起，只能听戏，我的想象便随着那唱腔跑到戏台上去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珍惜每次难得的看戏的机会。有这样的机会，母亲带我，我去；母亲不带我，我也要去。许多看过的戏，耳熟能详，有时受大人们的唆使挑逗，我也能有板有眼地唱上几句，再加上一个亮相动作，直惹得大人们拍肚子捶大腿，前仰后合地笑背过去。我陶醉在他们的笑声里，以为我的唱腔功夫真了得，竟会让大人们潦倒到如此不堪，那快乐的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虽然那时小，不懂戏文的意思，但它们就像草丛中的萤火虫，照亮了我的童年。

　　现在看戏太方便了，打开电视，中央台的戏曲频道随时都在播出祖国各地各种戏曲的经典片段。说也奇怪，人年纪一大，心态与儿时迥然，如今看一些戏曲选段，不但不觉得饶舌啰唆，还津津有味地跟着摇头晃脑，精神游弋在似醉非醉间，曲尽其妙，像刚被汗蒸过一样，从头到脚、从外到内都有一种无以言说的由衷的舒悦。

　　细细一想，人生和演戏，真是很像。每个人都是人生大舞台上的一个演员，在呱呱坠地时，不论出身，自己哭哭啼啼地就把戏幕拉开了，而后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一幕一幕地演下去，你方唱罢我登台。但演的是悲剧还是喜剧，是正剧还是闹剧，是黄钟大吕还是里巷小调，是主角还是配角，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动了情，入了戏，身临其境，剧中的自己往往还弄不清楚，等到绕来绕去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弄清了些，身上附着了许多割舍不了的牵牵绊绊的东西后，自己的那段戏也就在旁人哀哀戚戚的哭声中落下了帷幕。

　　再细细一想，人生和演戏又不一样，舞台上的每一出戏，都是故事的重演，往事的回放，可以无限地重复，反复地吟唱，而每一个人生的“戏”却只有一次，且没有“彩排”的机会，不论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是高贵的，还是卑微的，是柔美的，还是悲壮的，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一旦谢幕，不可再来。这让我想起了保尔·柯察金的那句至理名言：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而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

　　为了这不可重来的一次，我们每一个人在欣赏别人“演出”的同时，都努力地希望自己的演出十分精彩，大千世界也因这芸芸众生的努力和希望，才演绎得惊心动魄异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但无论演得是哪出戏，古往今来，每一个人都有理由为自己仅有的一场演出大声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