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耀成

　　“呼———呼———呼———”，似转密的陀螺在发声，“呜———呜———呜———”，若奔驰的机车在鸣笛。冬深天寒，夜静月明，加班归来，一阵阵奇怪、悠长的声音从姐姐家的房子传入耳畔，顿时令我心跳加速、疑虑重生。我急忙敲门欲问究竟，没想到声音戛然而止，父亲闻声，睡眼惺忪地打开大门、把我让进了堂屋。我问：“什么声音啊？”父亲竟说：“哪有什么声音？”尚未入睡的母亲则又气又笑地骂开了：“砍脑壳的，你连自己打呼噜都不知道。”我不禁惊叹：“啊!这是父亲的鼾声啊！”

　　我之所以诧异，是因为父亲那天的鼾声全然与以往不同。其声音之大，响彻方亩，远在50米就能听到；其节奏之奇，超乎寻常，似乎10多秒也不换气，这与我记忆中父亲的鼾声大相径庭、相差甚远。但着变奏的鼾声却勾起了我久久的回忆。

　　童年时的我，听到父亲的鼾声，总感觉轻细而深沉，似一首孝德教育的启蒙歌。这期间，他的鼾声，往往不是出在晚上，而是出现在他劳累后休息的空当里。

　　上世纪70年代初，那时还是农业社年代，凭公分分粮食，虽说集体劳动兴得是“大赶羊”，但在具体的小分工上，并不是都吃“大锅饭”，队长一声命令：某某几人今天要完成某个山头的玉米秋收任务，大伙儿就得拼死拼活地把那个山头的玉米在当天收完。这时，父亲的劳动形象要么是足穿草鞋、肩担重筐、颈围汗帕，要么是赤膀犁田、手握竹条、满身泥泞。那挑担上坡时腿肚露出的青筋，那转肩换担时肩膀鼓出的肌肉，在我儿时的脑袋里，是一种坚强、有力的信息和符号。我的心里总是藏着“无吃父管、有冤爸伸”的自信和自强。而让我触动心灵、萌发思绪的，则是父亲挑担时磨起的血泡，以及父亲休息时发出的鼾声。

　　每每看到父亲那种挤压脚上血泡时的痛苦表情，我便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味；每每听到父亲靠在木椅上休息时发出的鼾声，我总会静下心来，找机会做一回“乖孩子”。鼾声中，父亲脚上的伤疤爬满了饭蚊子，我会找一把破扇子，轻轻地把蚊子赶跑；鼾声中，父亲靠着的椅子也许偏了些，我会和姐妹们在他躺着的椅子后靠上几把“狗儿凳”。孩童的我也许并不懂得什么是孝心，但只要听到父亲的鼾声，我就知道父亲一定是累了、疲倦了。总希望他的鼾声响得久一点，睡得再舒服一点，好让他在醒来时，多夸奖我几句，在打玉米回生产队时，多给我带几捆甜甜的玉米秆。

　　真没想到，这些微不足道的孝举还具有很大的感召力。父亲在收玉米时，尽管所负的重担已远远地超过自身的重量，但他还是在玉米地里苦苦搜寻，割下两捆甜质的玉米秆，放在插满玉米的尖尖的箩筐上带回家里，让我当甘蔗吃。久而久之，年复一年，随着父亲鼾声的延续，我似乎觉察了什么。父亲的腰更驼了，脸更皱了，偶尔唱出的《东方红》也变得更加稀少了。于是，我向父亲嚷要玉米秆吃的事情也逐渐少了下来。

　　少年时的我，听到父亲的鼾声，总感觉振奋而带劲，像一段吹人奋进的交响曲。这期间，父亲的鼾声“哄哄”作前奏，“嗯嗯”作插曲，“噗噗”作尾声。三者摩肩接踵，周期而发。于烦恼中给人以幽默，于忧愁中给人快乐，于学习中给人以奋进。说其幽默，是因为这鼾声无数次地被姐妹们模仿，呼呼噜噜、哼哼哈哈，把姐妹们弄得像在导演一个声音小品。说其快乐，是因为这鼾声唤起了姐妹们的报复行动。那在鼾声脸上画出的鬼脸，那在鼾声氛围里弄出的姿态，那在鼾声旋律中唱出的儿歌，构成了一次次欢快的“恶作剧”。而说其奋进者，则源自母亲关于“噗噗”鼾声的解说。

　　也许是母亲善意的欺骗，也许是世上确有的传说。一天，母亲神秘地告诉我：“那‘噗噗’的鼾声像在吹气，其实，是在催促你们快快长大、快点懂事，好让我们少操心啊！”从此，我把父亲的鼾声与我的学习态度挂上钩来，他的鼾声成了我奋发学习的号角。煤油灯下，我听着父亲的鼾声，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一次次家庭作业；明月夜里，我听着父亲的鼾声，编织着走出大山的梦想。每当我身穿破棉袄、腰挂黄鳝篓（用于装木炭在学校烤火），走上讲台领回字典、毛主席语录等奖品时，我的耳边似乎也响起父亲那“噗噗”的鼾声。我自己也似乎在父亲的鼾声中睡得更加踏实、更加甜美。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父亲的鼾声中，我长大了、成家了、进城了、建房了、育女了。但留下的诸多遗憾，却使父亲的鼾声变得更加洪亮、更加悠长。现在，耄耋已过的父亲，他的鼾声充满了谅解、满含着同情，像是一首劝慰的诗、一串宿营的号、一席知心的话。她悄悄告诉我知足常乐的道理，她谆谆教诲我健康幸福的秘诀。于是，我把所有的遗憾转化为对父亲鼾声的倾听和守候。回家途中，老远我就会打探父亲的鼾声是大是小；出门上班，每天我都要祝福父亲的鼾声如歌如赋。我真诚地希望父亲的鼾声能陪我走完人生，我衷心地祝愿父亲健康长寿，晚年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