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二文

　　人到中年，经历的人事不少，只是大多被无情岁月将它们从记忆的储存器中一一消磨，但关于启蒙老师的点点滴滴却那么真真切切地铭刻我心，尽管时间逝去了40年。

　　七岁一过，父母开始为我上学之事发起愁来，这个问题自然也令寨上与我年纪一般大的孩子的家长们十分纠结：“拜拜者此此读欠惹？”（土家语：小伢发蒙怎么办）到了入学年龄进学堂，天经地义，何难之有？寨子离学校太远，去是三公里的崎岖下坡山路，回是三公里的崎岖上坡山路，一日两趟，小小脚走得哭，这无疑是父母们所操心的地方。

　　算我等幸运。1973年，过完年，上级通知说，在生产队设个教学点（那段时期，小学实行五年半制，一年级新生春季入学），家长们闻后欣喜若狂，立马组织木匠紧赶快做桌椅板凳。并腾出仓库的南头房子作教室，挨着教室的一间偏房则作为老师饮食起居和办公几合一的“多功能室”。

　　开学的前几天，老师到了，姓黄名清贤，一位中年人，父母一辈较少有比他年纪大的，因而都称他黄大哥。虽然在农村够得着是爷爷了，但孩子们自然还得循规蹈矩地称其老师。我们从大人口中隐隐约约知道，黄老师是经历一段波折后重新回到教学岗位上的，而大人们也是从大队干部那里知道这些碎片化信息的。

　　家长们搞不懂黄老师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经历了什么，孩子们更是弄不清这一套，农村人不管他那么多，能让孩子在家门口读书，对于家长和我们才是最重要的事。况且，尽管根本不懂什么“相由心生、境随心转”的禅意，但凭着黄老师朴实慈善的相貌，平和恭谦、凡事有点小心翼翼的表现，家长和我们很快从心底喜欢上了这位别妻离子、跋山涉水、从他乡而来的教书匠。后来的事实证明，在黄老师那副宽厚温和的形象下，真就藏着一份宅心仁厚、爱生如子的性情。

　　十多名一年级新生，连同七八名舍远求近转来的老生，同处一室，成为黄老师精心培育和全力呵护的山野花朵。从此，每天琅琅书声宛如袅袅炊烟漂浮在家乡上空，为闭塞落后的深山添上几许生机。

　　考虑到所学知识简单和孩子们应该有一个欢乐童年，黄老师并未强调我们去死读书，自己授课也是一年级花二十分钟后，再去二年级花二十分钟，按部就班地将一节节课程讲完。面对一双双天真无邪的眼睛，面对一颗颗至清至纯的心灵，他倒是把更多心思花在了让我们如何成人问题上。他教育我们：不能贪恋别人财物，不是自己的，哪怕是一根针线也不可盗拿；要从小养成热爱劳动的好习惯，家中无水多挑担，哪有工夫累坏人，不可四体不勤；要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你帮别人做了好事，既会让别人高兴，而你自己心里也会感到快乐。直到今天，曾经的那班同学没有一个偷鸡摸狗者，没有一个好吃懒做者，没有一个忤逆不孝者，儿时启蒙老师的谆谆教诲功不可没。

　　黄老师用赤诚传播做人的道理、培植阳光的心灵，更用炽爱温暖孩子们的苦读生活。每年暑假，他总是提前十多天返校，每天上山烧刺炭，以备冬天到了拿出来为我们的火笼里添加烧料。一位同学家庭特别贫寒，即使数九寒冬穿着的还是两件单衣。他买来针线，亲手为这位同学编织毛衣，保暖身休，安心学习。同学海海不幸遭遇蛇咬，他用嘴吸出毒血后背起就跑，一肩背至大队赤脚医生家，累得汗水湿透全身，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

　　为了解外界信息，增长见闻，他自掏工资90多元，早出晚归，行程120多里，从县城买回一台收音机，令一颗颗稚嫩的心插上梦想的翅膀，随着那束束电波而飞翔在祖国的万水千山。那时每家都多子多女，父母管理粗放，结果为花猫一样来上学的孩子美容自然也成了黄老师的固定工作。

　　以心换心心更近。黄老师的呕心沥血，收获的不仅是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还有乡亲们隔三差五为他送去蔬菜、鸡蛋、腊肉等土产品的心甘情愿。

　　1975年春天，我去了村完小，开始三年级的学习之旅。一年后，寨上的教学点被撤销，黄老师也去了乡内的另一所学校，自己与他的联系便像断了线的风筝。后来听说过他被同事辱骂为狗的事，深为他的遭遇鸣不平，人善被人欺啊。对不平的遭遇，黄老师选择的是总是沉默和忍气吞声。      

　　岁月的风暴湮灭世间的多少人事，同时又揭开人类的多少秘密。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一直以来云雾般萦绕我心头的关于启蒙老师为何总要夹起尾巴做人的原因。原来，他出生大户人家，满腹诗书，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但中国那特殊的扭曲人性的岁月，让他教书育人的日子止步于暴风骤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他得以重返讲台，但他不敢再放弃自我保护的甲胄。

　　纵然启蒙老师离我已远去多年，但我依然无限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