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通讯员   向顺林

　　保靖县碗米坡镇拔茅村东洛组坐落在画屏似的山麓下、清凌凌的酉水河旁，与拔茅村中心地隔河相望。勤劳朴实的东洛人在这里依山而栖，靠水而居。

　　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

　　拔茅村东洛渡口的“船老板”是一名叫刘长坤的土家汉子。

　　刘长坤的摆渡，可以算是子承父业。他的父亲刘庆文，从1985年开始在酉水河上摆渡，一摆就是25年。2010年初，老人因病不幸去世。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东洛渡口的摆渡人换了两任。2011年辞职的向官富谈到离开的原因时说，摆渡一天到晚都得在船上候着，要遭三伏天的酷热、受三九天的寒冷，最主要的是一年下来根本挣不了几个钱。

　　确实，东洛组在家的村民、学生加在一起才70来个人，大家过河实行包干制，大人一年70元，孩子一年50元，人头费加起来不超过五千元。需要从这个偏僻小渡口过渡的外地人，几乎一个月也难碰到一个，“捞外快”的机会也就很少了。而加上政府补贴的船舶营运油价费用，总收入也就20000元左右。这些收入还得减去一年近4000元的油费和渡船常规维修费用，一年下来，落到摆渡人手里的也就所剩无几了。

　　渡船停摆了，孩子们上学过不去了，村民们赶集、看病、进城办事都动不了。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原本计划出去打工的刘长坤，主动站了出来，接过了船舵，开始了自己的摆渡人生。

　　刘长坤当上“船老板”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渡船的安全进行了检查。以前，渡船上没有什么安全设施，乡亲们过渡时经常是或站着或蹲着或聚成一堆在船舱里闲聊，这些安全隐患，“刘船长”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经多次和碗米坡镇镇政府沟通、衔接，终于要来了10个救生浮具、一件救生衣。刚开始，有些村民对“刘船长”要求大家过河得坐稳、抱好救生浮具的这一套不理解、不配合，他们觉得这些是大城市的“花胡哨”，在乡里，在他们这些水边生活的人眼里，纯粹是多此一举。对此，他给大家解释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安全第一，小心行得万年船。”在他的坚持下，大家慢慢接受了，慢慢习惯了。

　　“长坤要求大家要抱紧救生浮具过渡，是对大家的生命安全负责。有这些保护措施，学生伢上学、放学过渡让人更放心了。”村民杨明权说。

　　风里来雨里去的日子，期间的辛劳只有刘长坤自己体会最深。

　　2013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已经进入梦乡的刘长坤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长坤，快起来！我家孙发高烧了，赶快送我过河给他看病去。”

　　刘长坤一骨碌从温暖的被窝里爬了出来，抱着村民向国华一岁的孙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向河码头。河面四处一片寂静，水上罩着层层水雾，刘长坤果断地发动了机器，用手电筒照明，瞪大了眼睛，驾着渡船小心谨慎地驶向对岸。由于就诊及时，小家伙很快就康复了。

　　2014年6月的一个晚上，坐在家门口乘凉的刘长坤看到一束光亮急匆匆地由远而近向他家靠拢。原来，怀胎十月的向龙燕回娘家探亲，肚子突然阵痛，有临产的征兆。刘长坤和向龙燕的母亲一起把向龙燕扶上了船，机器的轰鸣声打破了夏夜的宁静，手电筒的光线在夜色中显得那么微弱，那么无力。这一次，刘长坤的渡船驶向的不是对岸，而是更远的车站码头，比对岸码头远了1000多米，救护车只能停靠在那里。去车站码头途经的河面上分布着三三两两养鱼的网箱，时不时地还有渔民布下的渔网，刘长坤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和过硬的驾驶技术，安全地把向龙燕送到了码头。当天凌晨，向龙燕的孩子在医院平安出生。

　　而在平日里，刘长坤经常是刚刚端上饭碗，就有乡亲叫喊着要过河。过河肯定是有事呀，他便丢下饭碗就走。有时候看到码头无人过渡，他抽空到地里做农活，没挖上几锄，便接到了要过渡的电话，他扔下锄头就往码头赶。

　　苦一些、累一些，刘长坤从来没有抱怨过，最让他头疼的是来自家庭的压力。母亲年事已高，自己手有残疾，爱人小时候患病腿使不上劲干不了重活，两个孩子年幼。母亲经常在他耳边唠叨，“你和腊香打工去，孩子我给你们带，你渡船这点收入哪里能养活全家哦……”每当那个时候，刘长坤都会凝望着渡口，一言不发。为了帮儿子撑起这个家，年过60岁的母亲喂了两头猪，养了三只羊，种了近四亩地，默默地用行动帮衬着儿子。逢过年过节的时候，纯朴的乡亲们也会在船上留下一尾鲜鱼，一块腊肉，或是一瓶包谷烧……

　　酉水逶迤而去，她用自己不羁的奔腾承载起一片天空的兴衰荣辱，她用自己的乳汁滋润着一方土地的繁衍生息。刘长坤是母亲河在山间撒下的一粒平凡的种子，他正在母亲的怀抱中坚强、茁壮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