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健

　　作为一名报纸副刊编辑，总是在与文字、与自己的或别人的写作打交道。关于它俩的事，要么是故事，要么是事故。

　　“石编辑，上周寄了篇稿子，在你电子邮箱里，你给发发！”

　　“好的，我去仔细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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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同志，稿子收到了，题材很好，但有些地方写得繁琐罗嗦……”

　　“长了呀？你删呀！”

　　“我看了，可以这样改……”

　　“只要能发表，随你处理！”

　　“还有些段落好空洞，我觉得应该加点内容……”

　　我话没说完，对方急不可耐地打断我：“你是编辑，稿子随你改，只要能发表！”

　　同样的桥段，多年来一直在上演，最近尤其多。于我，这肯定不是故事，而是事故，因为，我常常会为此对自己生起气来———究竟是谁在侮辱、亵渎我奉若神灵的文字和写作？

　　塞林格家的霍尔顿总想找到那么一个知己，畅聊爱情、理想和人生，当他寻觅无果、饱受屈辱后，牢骚满腹，抓狂骂娘，几近疯癫。这个看似叛逆冷漠、实则单纯热情，总是把理想和抱负供在神龛上的17岁少年，有着洪荒万年独对穹苍灭绝的大孤独。

　　“就文字，和我说点什么吧……”每当此时，把文字奉为神灵、把写作看成仪式的我，亦有“广陵散于今绝矣”的大寂寞。 

　　大学毕业那年，学校隆重推荐我去省里当选调生，我却南辕北辙地抱着满腔热情加入到新闻记者的神圣队伍当中。父亲从小教我“女儿聪慧，女孩洁净，不必从政”的道理，当然欣赏我的决定，并且送给我一支昂贵的派克钢笔，祝贺我成为光荣的文字工作者，恭喜他的女儿这辈子可以成为游弋文海、内心充实、灵魂自由的人，不像他的前半辈子。

　　有一万零一个理由，让我把文字看成实践自己职业理想的唯一工具，把写作视为实现人生抱负的重要途径。和很多记者相比，我写得不算多不算好，但我总想发挥自己的最高水平，让每一篇作品都绚烂到极致———属于自己的极致。

　　纸质写作的年头，每当我拿起父亲送的钢笔，要把神奇优美高贵的汉字镌入雪白的稿纸时，我便会幻化成一个汉唐时代御用的砖瓦匠。

　　夜晚，或月明星稀，或风雨大作，我独面青灯，挺直腰板，面容严肃，神色虔诚，倾尽全力地在揉搓黑泥、打磨棱角，没有一丝苟且。时间已过凌晨，窗外传来鸡鸣，我眼花劳累，但一想到自己的姓名连同家门的荣光要被深深刻进砖表，随后，或嵌入城墙，或铺筑地面，直至地老天荒，而短暂虚弱孤独的生命也会因此恒常如新，熠熠生辉于广袤的天地中，我不禁又挺了挺微驼的背脊，振作了精神……东方的天空泛起了鱼肚白，我在砖块上刻下自己的姓名、籍贯和作品诞生的时间，亦刻下神圣的表情和虔诚的姿态。

　　若干年后，经过几世的轮回，佛祖见我有明心见性的夙慧，许我再次成人。我已不记得前世，但驻足于汉唐伟迹之间感受天地悠悠时，用手抚摸着前世的我打造的砖块，因某种冥冥的牵挂怆然涕下。

　　我是匠人，文章是砖。我希望每一篇文章，都像那北京紫禁城和西安明城墙上的厚实宽大的古砖，成型于认真的打磨、反复的锻造之后。我亦希望，当我白发苍苍老去之时，回首青葱岁月写下的文字，虽是“惨不忍睹”，但亦见“端正芬芳，清澈率真”，前者极可能成为一种快乐，后者正如一面大圆智镜，绝对可以照现我年轻时的灵魂，指引我剩余的人生。

　　回首从业18年，我早早就评上了高级职称，至今却连一个副科级干部都没当上，很多人用眼神可怜我，用言语安慰我，或用心思蔑视我。尤其是最后者，这些人总以为自己舍弃人格底线、疯狂追求的东西，也正是别人梦寐以求的，那真是大错特错了。我们，是把文字和写作供奉在神位的人，并且对于两者，终其一生不离不弃。我们这样的人，究竟在想什么、未来要干什么，你们那样的人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了。

　　所以，我引以为豪的事在别人那里可能不值一提：我写过的文章里几乎找不到病句错别字以及事理错误。我还经常对别人吹牛：读硕士时，毕业论文长达七八万字，但导师们连一处错误都无法找到，只能像魏晋时子猷先生“王顾而言其他”了。

　　可是，这个时代太过浮躁了，我对文字的尊崇、对写作的执念，显得执拗倔强，不合时宜，像是旧卯与新榫的关系，有些松动，不再合套。令我显得落伍可笑的是，每遇到一篇可心儿的文章，总想着和作者说点什么———从标题到结尾，从表达到思想，从构思到篇幅……可常常被对方粗暴地打断。

　　没有办法，文字是我的男神，为了心中的神，我愿意屈尊当一个忍气吞声的小丫头，默默无闻反复地修改、增删、校对，直至它在报纸上完美地出现。我忧愤、屈尊，只是为了爱；男神可能并不明瞭我的心意，但网上不正流行“爱是成全”吗？

　　文字有灵性，写作是带神性的庄严仪式，你用心，他有意；你无心，他亦绝情。18年来，我看到太多文字显灵的真实事件。一个学园林爱艺术的农村姑娘，中专毕业后去了保靖碗米坡一所村小教书，因为狂热地恋着文字、爱着写作，她之后的人生风和日丽。如果你仅仅认为我是在说写作给姑娘带来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好的物质条件，那你又错了———说这话的你，肯定看不到文字镌刻在姑娘脸庞的沉静自信，还有融入血液和生命中的谦逊仁爱，气定神闲。但我，可以看到。

　　相信我，文字和写作，因其有灵有性，是可以改变人的面容、性格甚至命运的。

　　当然，我见到更多的是对神灵的亵渎。当下，文字和写作变成了很多人攫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和手段。错误连篇，漏洞百出，世俗油滑———是他们与他们的文章呈现出来的可憎面目。我还见过太多的抄袭、剽窃，甚至利用权力对文字的霸占和淫猥。令人生出悲愤的是———这样的人，他们还要做出风雅的模样。

　　每当此时，我又总会变成一个热情的理想主义者，高举理想大旗，幻想着凭借一己的苦口婆心、言传身教，与他们一同走上朝圣的道路，进入文字的圣殿和写作的正途。但他们嘲笑着我，正在网上曝晒若干年后一文不值但眼下却正为他们带来“阿堵物”的文章和汇款单。

　　虽在刹那，我的热情凉了大半，但歇息片刻，能量又充溢全身。理想主义者总是逆时而动，脆弱可悲，空有抱负和热情，但社会和时代若少了我们这样的人，总会无趣，乃至失去一息尚存的生机和希望。

　　热爱文字和写作的我们，非常脆弱又非常强大。脆弱时，见花流泪见月伤心，竟无法承受三分春色化作“一分尘土，二分流水”；强大时，可以独立天地，纵横驰骋，拥有“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干云豪气。这样的自我，让很多有形无形的东西可以伤害我，但终是无法控制我。

　　文字和写作是护我佑我的。

　　人到中年，我愈加发现：父亲从小教我的那一套是对的。文字就像一道篱障，阻断了很多世俗污秽通向我的传染渠道，至今保有很多纯真和幻想，乃至我仍旧像个没有成熟的愤青或是愚钝的姑娘；写作还像一场祈祷，保佑遭遇了很多痛楚的我，总能够遇见拥抱、抚慰、开示我的人，窥探到温暖如春的天地一角。即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因为痛苦放弃了这场祈祷，但神灵始终没有忘记曾经虔诚的我。

　　再浮躁凌乱的时代，总有人坚守正道；文字的世界，亦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轼眼中的韩愈就是如此———

　　“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我很是喜欢这位古文运动领袖为文为人的态度和“文如其人”的观点，不嫌赘述———

　　如果期望达到古代立言之人的境界，那就不要指望你的写作能够找到捷径，写作者不要被世俗的权势和功利所诱惑，而要像栽培果树一样，慢慢培育文章的根茎进而等待它结出果实，还要多添灯油，以期望灯光明亮。如此践行，果实定能顺利成熟，灯光定会愈加明亮。具有仁义之道的人，他的文章言语和顺，气势充沛。

　　就好比当下的文学。几乎所有人都在判定“文学已经死亡了”，文字和写作的顶级形式，最高价值所在，是文学；那两者是否早已先于文学死去？可是，正在这样的时代，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并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颁奖典礼上，大声呼喊文学写作要探索“难以用是非善恶判断的人性的朦胧地带”。他用虔诚的文字和写作，赢得了世人的瞩目和尊重。

　　龙应台认为对待文字和写作的正确态度，应该像蒲公英存在于大地的模样———“蒲公英的根，是连着泥土的，是扎根很深的，是穹苍之下大地野草之根。”

　　爱默生亦有名言：“文字（写作），应该像蒲公英的根一样实在，不矫饰，不虚伪。”

　　父亲送给我的钢笔已经坏了，我没有丢掉，而是把它包好供在某处。

　　我对文字顶礼膜拜，我把每一次写作看成一场祈祷，我想用心绽放成一株蒲公英的姿态，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