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春林 朋友在圈子里发起“聊聊所在城市故事”,应声附和。掰着手指一算,来到现今生活的小城,已近6年。 上学时,小城学子喊得最多的口号便是“跨黄河过长江,至少要到湘江边。”所以,很早就在心里留下了要在大城市生根发芽的种子。但现在看来,这颗种子并不再有枝繁叶茂的机会。如今我生活的小城叫吉首,主干道仅有个位数,严格意义上来讲,还谈不上城市规划和管理,每到上下班高峰,能堵成一锅粥。这样的城市会给人们一个错觉:无论城市建设者们多么努力,它始终没有多大的变换。 吉首作为湘西自治州州府所在地,较强于属地内的其他县,但它依旧只能是一个极度边缘的小城。当初来到这里的动机,很狗血,也很偶然。那一年,我跟相恋的女孩分手、生意亏损,亲人们批判我不务正业,于是觉得生我养我的小县城再不是我的留恋之地,然后火速逃离。故土承载着我悠长而混乱的前世,在6年前就跟我仓促告别。 目的地首先是长沙,后来在一位长者的鼓励下,到吉首参加一次完全没有胜算的考试,结果却出人意料。几经权衡,只身留到吉首。对于当时的处境,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已是幸运。所以说,吉首城虽然不大,城中房屋建得矮,排列又紧凑,跟我故乡的小城相差无几。尽管它们有相似的街道和超市罗列,有老城区相似的杂乱,我还是能够安心地留下来。 第一次听说“吉首”,是在1991年,我4岁,爷爷在那年去世。去世前,他对尚幼的我说:“好好读书,长大了去吉首工作。”爷爷一辈子身在农村,能记住的城市只有三个:北京,吉首,龙山。后辈们去北京工作,是他万万不敢想象的,所以,他寄希望于我的工作能落户吉首,也算是非常好的归属。但在这个希望里透析出的目光,在几年后就被我认定很短浅。 那几年,父母的生意非常红火,经济上的宽裕,使得我早早就从农村的小学转入了县城,也较之于同龄的孩子更早地知道了龙山、吉首之外更多的城市。随后近十年的时光,我同弟弟妹妹在家乡的县城学习生活,安逸,骄傲,没有惊慌。直至17岁那年,母亲身患重疾,所有的境遇都急转而下。很多年后,看到在《圣经》故事里说,人类曾经想建造一座通天巴别塔,但为上帝所挫败。如同父母为我们建造的骄傲之塔终究坍塌一样,我在一个环境中野蛮生长,在另一个突然到来的环境中戛然而止。 到吉首工作时,已是2011年。工作安顿好,我在万溶江畔租下了房子,一个人住在了四楼。你知道,从四楼房间的窗口望去,外面的一切是多么美好吗?窗外有阳光、有云、有时下些雨。楼下就是万溶江,不远处还有一座拦河坝,坝里有成群的孩子嬉闹玩耍。小时候我也成天在外面疯的,自母亲去世后,世界就似乎沉默了下来。此时,母亲已去世5年,住在4楼的屋顶,我看到那年冬天的云总是沉甸甸、铅块般的压得人透不过气,屋子空荡荡的,风在窗外呜呜地吹……这个小房间便成了我唯一的天地。苍白而怯懦的我莫名地颤抖、辗转,常常无助地站在天台,任河风放肆地吹。 记得有一次下班归来,坐在出租车上,电台里放着阿桑的《寂寞在唱歌》。我在想,什么样的人会感到寂寞呢?应该是漂泊的人吧,那种找不到依靠又想停下来的时候,应该就会感到寂寞了。那时候,租住在民房四楼的,除了我,还有几个外地做房屋防水的工人,一对带着儿女的年轻夫妇。大家都是早出晚归,晚上就一起聚在平台上纳凉,互相寒暄几句之后,往往就是长时间的沉默。后来,我每天把笔记本电脑架在凳子上,用无线网放电影给大家,打发掉了一个又一个沉默的傍晚。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大家都很孤单,很寂寞。否则一群人也不会在意一台电脑,一个根本没有生命的东西。 那一年,生活里已经没有那么多江湖义气和快意恩仇。我第一次意识到很多事情需要独自面对,如琐碎的生活,以及我们压抑、不甘和蠢蠢欲动的内心。 此后的几年,我换了一个工作岗位,搬了3次家。最后一次,是搬进了自己的房子。耗费了很多心力去适应这个陌生的小城,有了新的朋友圈和态度。我看重自己一天天变好时带来的希望。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有所寄托,他周身是洋溢光芒的,就这一点来说,结果根本不重要,奔向希望的过程本身就是意义。 前几天去乾州古城,到一家小店门前,看到懒散的女人织着毛衣,阿猫阿狗在街边跑来跑去。店前的黑板上用粗糙的粉笔字写着“红心猕猴桃”、“老冰棍一元一支”等句子。顿时,我心生一丝笑意。粉笔字、老冰棍、大黄狗,童年的一幕幕生出幻影,看到如此熟悉的画面,心中又有一些暖意。我意识到我所怀念的东西,在这座小城角落里,依然在流光溢彩中安静地生长。于是,对这个小城又多了些亲近。 此去6年,当初那种强烈的逃离意愿到现在看来也没有那么不可湮灭。说不清怎么会来,又因为什么留下,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没有动机,没有目的。所以,时常去想,人生到底还是存在很多看不见的变数,我们置身其中,永远摸不透暴风从哪方呼啸而至,各种风雨,婉转突变。1991年,爷爷口中传出一个叫吉首的地方,或许那时候命运就为我设下了一道谜语,20年后的2011年,我一头扎进了这一个解不开的谜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