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文玉

“说了”≠“做了”。这一简单公式，揭示着人类行为中“说”与“做”两个核心维度的本质差异。哲学层面上，它是“可能性”与“现实性”的思辨命题；实践领域里，则是检验责任担当与治理效能的重要标尺。

现实中的“说”与“做”恰如一面多棱镜，能清晰映照出人性百态。有的人只说不做，存在投机取巧心态，习惯耍“嘴皮子功夫”，热衷于喊口号。汇报时，还能列出个子丑寅卯，实际上“纹丝不动”。有的人只做不说，笃行“行动至上”，不注重或不屑于言语表达，只是埋头拉车，却疏于抬头看路，致使上级对其成效“丁点不知”。有的人边说边做，或说多做少，虚荣心作祟，夸大其词，既想通过行动又想通过言语找到一种平衡，放大自己的功劳，以博得他人赞赏。还有的人乐当“两面人”，于广众间大谈廉洁，背地里却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本质上讲，言语可能反映意图，而行动则反映真实动机。“说”与“做”既相互依存又辩证统一。中国传统文化中，“行胜于言”“言必信，行必果”的理念源远流长，深刻影响着人们对言行关系的认知。而现代治理则需实现从道德自律到制度他律的转化。辩证地看，有效的“说”可以为“做”提供指导和动力，而成功的“做”则可以验证“说”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然而在工作中，一些干部深谙“语言政治学”，把“说了”等同于“做了”，把会议部署当落实、文件印发当成效，在“传达-汇报”的闭环中制造行政空转。这种“话语GDP”的泡沫化生产，正是形式主义最赤裸的展演。一些干部将过程性动作等同于最终成果，把“做了”当作“做成了”，看“倒车镜”多，吹“冲锋号”少，重部署轻落实、重形式轻实效，工作仅满足于一般化要求、过关式落实，是隐蔽性形式主义的典型表现。还有一些干部极力追捧“云端表演”，把“做成了”粉饰为“做好了”，借助数字化手段，通过摆拍作秀、数据造假、界面优化等方式制造“视觉政绩”，以技术包装掩盖实质空转，这是新型治理场景中衍生出的形式主义。

“说了”≠“做了”，须干部躬身示范。领导干部既要当“指挥官”动员说，又要当“战斗员”亲自做。要注重方式方法，努力打破思维定势，跳出固有的路径依赖，用改革的思维和创新的手段融古通今，示范带动各级干部变“要我干”为“我要干”，变“催着干”“推着干”为“争着干”“比着干”。

“说了”≠“做了”，须推行清单管理。建立“任务分解-过程管控-成效评估”的全链条管理体系，对上级决策部署、巡视巡察、审计监督等反馈的问题实行清单化、台账式管理，构建责任可追溯、进度可跟踪、成效可量化的闭环机制，杜绝“责任虚化、任务空转”现象。

“说了”≠“做了”，须进行督考革新。聚焦改革发展、政策落地、为民办实事等重点工作，优化指标设计，减少形式化考核，到现场看实效，见具体查细节，建立“滞后指标预警-问题溯源整改-成效回访评估”的动态监管机制，推动考核重心从“过程合规”向“结果达标”转移。

“说了”≠“做了”，须加强舆情管控。坚持内外有别、外紧内松的传播策略。对内，加强政策解读的专业性与保密性，避免信息误读干扰工作；对外，要坚持先做后说、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度、效，防范“低级红”与“高级黑”的风险。

“实”字当头，“干”字为先。广大干部要摒弃“做了就行”“及格就好”的思想，坚定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不做坐而论道的清谈客；当攻坚克难的奋斗者、不当怕见风雨的泥菩萨，用真抓实干的作风、精益求精的精神，扛起责任，勇于担当，言行一致，表里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