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红

黄大钺，清代龙山县备受尊崇的乡贤，是一位经朝廷“御批”核准入祀乡贤祠的人物。光绪版《龙山县志》载其事迹：“黄大钺，字子虔，号井门，之翰季子也。由嘉庆丙子科副贡生，补湘乡县教谕，加盐运使司运同衔。既没，以乡贤入祠于学。大钺生平义行彪然，由邑人所称道，名闻于远。” 其善举卓著，包括捐资重修黉宫（县学）、整修文昌宫，与姻亲张廷辉共捐建合志桥、继志桥，参与修葺县城城墙、增建“永安”门，以及在跳鱼洞倡建钟英塔等。

有感于黄大钺的诸多贡献，笔者萌生研究其生平之念。在资料搜集过程中，关于其任职的通行描述：“由嘉庆丙子科副贡生，补湘乡县教谕”及其在钟英塔碑刻上的署名“长沙府湘乡县教谕黄大钺”，引发了笔者深入探究的兴趣。尤其是一些网络文章提及“大钺在湘乡做了多年教谕，他任期内最有成绩的学生叫曾国藩”并称其“在职卒”，更促使笔者期望考证其任职湘乡的确切时间，并厘清其与曾国藩是否存在师生关联。

曾国藩的早年求学经历记载清晰：道光六年（1826年），十五岁参加长沙府试（第七名）；道光十年（1830年），十九岁入衡阳唐氏家塾；道光十一年（1831年），二十岁转入湘乡涟滨书院；道光十三年（1833年）秋，考取秀才；道光十四年（1834年），入长沙岳麓书院，同年秋中举，旋即入京备考会试。黄大钺则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丙子科中副榜贡生。若黄大钺确于1816年后长期担任湘乡教谕，理论上存在成为曾国藩早年县学老师的可能。

为核实其湘乡任职，笔者查阅了同治版《湘乡县志》职官卷。然而，遍查该卷，虽见有龙山县恩贡刘大振于嘉庆十年（1805年）任湘乡教谕的记录，却未见黄大钺之名。这一缺失令人困惑：是《龙山县志》记载有误，还是《湘乡县志》遗漏？

继而查阅光绪版《湖南通志》职官卷，全省各县教谕名录中亦无黄大钺。该通志仅确认其中嘉庆丙子科副榜。但转查《湖南通志》卷一百九十四人物志，则发现黄大钺条目，其内容与《龙山县志》略有差异：“黄大钺，字秉斋。嘉庆丙子副榜，权武冈学正，旋补湘乡教谕。见同官索新进诸生贽，必取盈其欲，多寡争校，无复师弟之谊，则愀然曰：‘是岂吾所能哉！’遂告归，不复出。” 此记载关键性地补充了其曾短暂代理武冈州学正，随后才补授湘乡教谕，并在湘乡因不满官场陋习（索要高额“贽见礼”）而很快辞官归里的重要信息。

循此线索查阅《武冈州志》，果于职官卷中查得：“道光七年（1827年）署学正：黄大钺（副贡）”，同栏还列有湘潭举人张力舆。这表明道光七年武冈州确有两任学正到任，印证了《湖南通志》中“权武冈学正”的记载。由此可推断，黄大钺在武冈任职时间应不长，旋即调任湘乡教谕。

清代朱克敬编纂《龙山县志（略）》中关于黄大钺的记载与《湖南通志》人物志相符，均强调其到湘乡不久即辞官归里，此后在龙山兴办教育、力行善举，生徒远至。

那么，为何《武冈州志》有其记录，而《湘乡县志》和《湖南通志》职官卷均付阙如？对比三志职官记载规律，可知原因主要在于任期过短且品级不高。《湖南通志》对任期短暂的县级教谕常不予收录，如《湘乡县志》所载任职仅一年两个月的教谕邹应升，《湖南通志》亦无载；《武冈州志》咸丰四年任学正的杨白元，《湖南通志》同样缺记。黄大钺在武冈为“署”（代理），在湘乡任职时间更短，自然未入《湖南通志》职官卷。至于《湘乡县志》缺载，除任期极短外，可能与其主动辞官、未完成常规任期，且与同僚不睦有关。

综合考证，黄大钺的仕宦经历可梳理如下：

1.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中丙子科副榜贡生。

2.多次会试未第：中副贡后多次赴京参加会试未中。

3.道光七年（1827年）：通过选拔，署理（代理）武冈州学正。

4.约道光七年末至八年初（1827年—1828年）：补授湘乡县教谕。

5.任职湘乡期间：目睹官场索贿陋习，耻与同流，短期内即毅然辞官。

6. 辞官归里后：在龙山设馆授徒，力行公益（修桥、建塔等），潜心著述，有《读经质言》八卷、《退一步轩诗文集》十卷等，并精研书法。

关于与曾国藩的师生关系：曾国藩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转入湘乡涟滨书院读书时，黄大钺应已辞官归里（1828年左右）。且曾国藩的早期教育主要在私塾和书院完成，其考取秀才（道光十三年）前的县学经历记载中，未见黄大钺之名。因此，“黄大钺为曾国藩老师”之说缺乏史料支撑，可能性极低。《龙山县志》载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征召黄大钺长子黄元龄入伍，此时距黄大钺去世已近二十年，二人更无直接交集。

最终，黄大钺因其在地方教育、公益和文化上的卓越贡献与高尚品德，于同治己巳（1869年）经地方呈请、朝廷核准，入祀乡贤祠，成为龙山历史上备受敬仰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