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江抗日受降纪念坊为3门4柱牌坊式建筑，呈“血”字造型，寓意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是3500多万同胞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文/ 彭承忠 图/ 彭承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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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嘎公，就是大外公，他叫向恒友，坐在我屋后檐沟，是一个瘦小的老头子，爱喝酒，不爱讲话，一句话经常说不顺畅，总是“拼、拼、拼”一通。一开始，以为他说的是“拼了”，久而久之，才知道他说的是“不幸”或“不信”二字，直到我去了芷江，才知这“拼”是“不信”二字的合音bing，又可根据他的表情记为“兵”，他一般用于骂他的儿子孙子时，也用于与人讲道理时或表达不服气时。

他生于1917年8月25日，是老大，有九个小弟，家里穷。他结婚刚个把月，就有消息传来，他家要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规定去一个人当兵。这是他知道的。在龙山县他沙乡的召市和来凤县百福司的街上，赶场天，当官的早作了抗日动员：日本人不仅打上门来了，还冲进堂屋了，只差把神龛和鼎锅给掂了，这个时候还不奋起抵抗，你是什么人啊、还有什么家啊、还有什么国啊？！——那么得去。“既然去，就我去。”他说，四弟还未成年，老二太猛浪了，老三病魔缠身，都不适合；自己年长会事，遇事沉着，又机智麻利，去才稳当。他的这个想法得到全家人的同意。

于是，他在一九四○年二月二十日，到二梭乡公所报到，与本乡老砦的同名兄弟向恒友及十多人一起，到了龙山县城。然后，县里派人把他们送到沅陵师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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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管区是前一个军留下的。在大嘎公他们入住后约一个月，被国民革命军第10军接管了。军长叫李玉堂。大嘎公被分到预备第10师。师长是方先觉。方师长去年底在江西打了一个大胜战，才提拔，是个抗日的大英雄。新兵连训练后，大嘎公被分配到师运输队。第一次为汽车服务，他先是惊讶，后是喜爱，但司机很牛，不让他开，连方向盘都不准他摸。大嘎公反而只是一个卖苦力的，往车上搬东西，主要是搬米，天天搬，上车下车，送到食堂，送到仓库，一身灰不隆咚的，有时也运枪弹衣服。除此之外，就是军事训练，是德国式的那种，比在家里挖土累多了。借物远跳这个项目，大嘎公被军校毕业的朱连长口头表扬过。后来大嘎公也给我爹示范过，就是坪场摆上木匠用的木马（长一丈二尺）三个，从这头跳到那头，中间只能与木马接触一次，我爹也是学了点军操的，却怎么都不合要求，而大嘎公只助跑两小步就向前直飞起来、双手在木马正中一按，就飘过去了，脚稳稳地站在木马的另一头三尺外。大嘎公在这学了一年多，会打各种枪，会装各种弹，还会利用障碍物及死角躲着射击敌人，特别是会拼刺刀和擒拿手。

一九四一年八月，预备第10师接到命令往长沙开拔。这时，大嘎公已是团部文书。在一条小河边往桃源行进时，天黑雨大路溜，他掉下高坎落入水中，等他从洪水里爬上岸来，已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也找不到部队。他一边问一边往沅陵城走，认为到那里可以探到部队的去向。走着走着，他就想回家了，他就改名向至安，说是放簰的龙山人，簰打散了，只有讨米回家去。在官庄，他问路，那人姓向，是家门，他叫他叔叔。叔叔是保长，大嘎公心里踏实了，毕竟都是莲花池向宗彦的后裔。叔叔把他带到乡公所，官庄乡长请他给沅陵常备队（补充队）带封信，到了常备队，那人打开一看，说“欢迎欢迎”。原来信上写着“官庄乡送到壮丁向至安一个”。大嘎公才知自己抵了他们乡一个壮丁的任务，但既来之，则安之，他就这样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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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常备队把他送到芷江国民政府防空委员会。新兵训练后，被分配到特务旅一团二营七连。他们的营房在东门口、七里桥、竹坪铺、五里牌一带，他住在五里牌。

一到芷江那天，他刚找到自己的铺位，防空警报就呜呜呜地响了，是日本的飞机来轰炸，班长王子唤就把他邀到在一个背角的小防空洞里。不久，就听见当当当的大响，大地随之颤抖。飞机一过去，大嘎公就准备站起来，王班长的手却死死地压住他。王班长说，还有！没想到日本的飞机又掉头飞到头顶上来了，又丢炸弹，当当当地又大响，听到好多木屋垮塌的吱吱声，以及人的呼喊哭叫声。直到警报解除，他们才站起来。王班长说他们要做的事就是保卫飞机场和帮助打日军的飞机。

芷江飞机场，是盟军当时在东亚的第二大军用机场。场合最大时，驻有四个飞行大队、两个汽车中队、两个工厂、两个油弹库、导航台、医院、招待所等十多个团级以上单位，机场外还驻有陆、空、宪总司令部、特务旅三个团和防空部队等十多处军营。空军第一大队住在七里桥、第二大队住在火药港，第四、第五大队住在木油坡，美第十四航空队住在飞机坪，陈纳德的空军司令部设在七里桥，它们都是日军欲轰炸的重要目标。大嘎公他们一集合，王班长就讲了这里怎么重要、大家应该怎么做：就是我们死了，也要保住他们活着！

大嘎公有去年的训练打底，领会得快，人又会看事，连长排长班长非常喜欢他，经常让他任小组头目，去侦察敌特情况，执行特别任务。日军要炸飞机场，得先掌握飞机、弹药、总部等要害的位置，就得派人潜入收集情报。大嘎公他们要保卫好这些东西这些人，就得与这些特务、汉奸斗智斗勇。王班长说，上前年，有些汉奸和特务混进来，把一些情况发给日军司令部，来了一次大轰炸，损失重。这些混进来的坏家伙虽然被抓了几个，但他们还有，后面还有人混进来，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捣乱。这吓得大嘎公到了床上也不敢放心睡，本来他为隐瞒去年当兵的事而特别不愿多讲话，记着“谨开口慢出言”的古训，现在他讲话更加慢条斯理，不知道的以为他是个结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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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嘎公说，一开始他是守油弹库，在库边站岗，按证件让人进出，站得久了才被安排在油弹库里外巡逻，能走动比傻站着好受些。一天三班倒，但加班的时候特别多，因为装油装弹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什么时候回来没有定数。后来他也守过飞机。飞机没飞时是藏在不远的山窝窝里的，当地人称之为“鸡窝（机窝）”，用花花绿绿的布遮盖着，连去飞机边的大路也铺了这个作伪装。大嘎公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守着，不准无关人员靠近。他还擦过飞机上的机枪，帮助修飞机上的炮和补飞机机翼上的伤洞。他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英语，比如见到熟人，喊“嗨”，不同意就摇头说“鲁”，把东西抛过来叫“趴十”，他跟着学英语的是个美国人，叫“思密斯”。他也守过飞行人员住的招待所。

最让他难忘的是帮助打下日本的飞机。那是一九四三年六月的一个深夜，防空警报突然响起，日本飞机又来偷袭机场，他们分布在机场周边的山顶上，看到日本特务发出的信号弹，就也发信号弹，加上一些单位和一些老百姓发的信号弹和打的防空炮，一时间天空被照得亮杲杲的，五颜六色，日机来了也懵了，分不清哪个是真的，混乱中不知道弹往哪儿投，投了也炸不到我们的飞机。我们这方早已准备好了，打他一个猛不知，他们想转弯掉头逃跑，已来不及。我们的战果是打炸敌机九架，重伤敌机四架。声声巨响，把大嘎公震动得哭了起来，泄了他这多日的窝囊气。他后来给我说，这是他十五岁之后的第一次大哭，也是他最后一次大哭。在此之前，他们接到任务，做了不少的木飞机、竹飞机，并贴上与飞机相像的纸，远看就是真飞机，与其他单位做的一起摆在飞机坪里，专门让日本的侦察机看见，让芷江城的特务望见，引诱日本飞机来偷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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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一年后，大嘎公在我们生产队是个有力气却不大会农活的人，被安排与我妈她们喂猪，做些劈柴、挑水、背猪草、挑粪、烧灶火之类的事情。在灶门口，他对我说：“你要多吃油炒饭，吃了锭子（拳头）有钵钵大，像铁锤锤，好打日本鬼子！”然后给我一个用芦茅杆织的绿白色飞机，我特别喜欢它。他让我玩一会儿后，又把它呜呜地飞了几下，然后放在灶边砍猪草的木板上，捡了火炽子射它，同时叫我用我爹给我做的玩具水枪向他射水。当时，我看到他一身湿一脑壳的水，我笑得不行，他也笑得合不拢嘴，却被一个嘎婆责怪“你又找事啰”，才收了笑容，恢复结巴状态。

又十二年后的深秋，我在怀化读书，去了一次芷江，看了抗日受降纪念坊旧址，只有一些圆沙石紧紧地嵌在硬泥中，有些许贴地小草，介绍的人说，将在这里重建这个坊，正征集坊柱上何应钦写的对联，其他的都已得，只差他一个人的，说：谁能记得，奖励一万元。我寒假去大嘎公屋里问，他说，他记不得那对联了。只问晓得七里桥在哪不？我一脸茫然，说，不清楚。他充满期待的眼神又暗了下去。我走时，他又问了一句，飞机坪上长了蒿子没？我想，那不可能长蒿子，说，没有，只有一些癞子一样的地草。他黯然神伤地说了一个“哦”。

前不久，我因工作关系，看到有关他的几份档案资料，我才联想到他的那次问话应该别有深意。我也想起他给我讲的那些碎片故事原来是这么完整这么壮丽，我也才发现他是一个被埋没的抗日英雄。于是我决定，要全面了解他。我找听过他讲往事的人回忆，重点走访87岁的大叔彭大国和92岁的八嘎公向恒仁，再不去问，可能大嘎公在乡亲心中就只是个被迫从军、吃了八年兵粮、混于旧军队的一般小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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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那次大哭之后，大嘎公表现得更好，第二年就提拔为排长，此时王子唤任连长、任达煌是营长，黄安佑当团长。芷江保卫战，是大嘎公一生里最忙最高兴的时光。据《芷江县志》记载，43天内，仅第五大队就出动战斗机2500架次，最紧张时，一天曾出动250架次，投放炸弹100多万磅，发射机枪弹80多万发，歼敌约1万多人。这些天里，大嘎公在风中，在雨里，在日下，在地上，在白天，在黑夜，不是运炮弹，就是在加油，不是补轮胎，就是抓特务，不是搬面粉，就是送机梯，经常伴星月陪朝阳，夜晚接着白昼干，白昼接着夜晚干，一天三餐几乎只能吃一半，有几次尿都没有来得及屙，打脱在裤裆里，与汗水混在一起，还是红色的；脸是花的，眼是红的，手是破的，血滴到飞机坪上是黑的，他在白天一直在喊“兵兵兵”，在梦里一直也喊“拼拼拼”……可当听到又炸了多少敌人、打了多少敌机，他又是多么地高兴。可惜大嘎公还是讲得不多，讲了我们也记得不太清。八嘎公们问他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他在做什么，他说：在找椅子，为“芷江受降”作准备。受降官应该在大椅子上坐得雄雄的，这是团长的命令。这一盛况，就是一年后他到汉口训练孝感的新兵时，仍在津津有味地讲。在这特殊的时刻，他是可以口若悬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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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看到局势不稳，就请假回龙山老家看一看。回老家后，他被逼跟着同名兄弟向恒友等一些啸聚山林的“横强客”跑了两年。

新中国成立后，大嘎公迎来了新生。后来，他还成了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带领社员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改变家乡面貌。

1989年，大嘎公走完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