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周

日常执法场景中，市民手持手机记录执法过程，早已成为常态。但也有不少地方出现公安、城管等部门执法人员制止市民拍照、没收拍摄设备、强制删除素材的现象，引发公众争议。其实，公务执法面向社会公开开展，民众合理记录、正当监督，是保障公众知晓权、监督权和促进法治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从法律法规层面来看，公民拍摄公开执法现场具备合法依据。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务行为享有监督权，现场拍照录像是最直观、最便捷的监督方式。公安部早已明确规范，在拍摄不干扰正常执法的前提下，执法人员必须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不得强行干涉、阻止市民拍摄。同时，法律也划定了合理边界，涉及国家秘密、警务秘密、未成年人案件、个人隐私及暴恐、缉毒等特殊执法现场，依法可以禁止拍摄，这是维护公共安全、保护当事人权益的必要举措。现实中诸多禁拍乱象，多是执法人员过度解读规则、扩大禁拍范围，将普通公开执法场景一概列为禁拍范畴，本质是执法不规范、权责认知错位。

从社会监督角度而言，市民拍照是规范执法行为、遏制执法乱象的重要抓手。执法过程全程处于公众镜头监督之下，能够倒逼执法人员严守执法程序、规范言行举止，杜绝粗暴执法、选择性执法、随意执法等问题。过往多起执法违规、维权纠纷案件，均依靠市民拍摄的影像证据还原事实真相、纠正执法偏差。反观随意禁止拍照的行为，实则规避社会监督、滋生执法盲区，容易加剧公众对执法工作的误解与质疑，激化干群矛盾。

从公众知情权维度分析，允许市民拍摄执法现场，是保障公众知情权、提升执法公信力的关键。市民现场记录、合法传播执法信息，能够打破信息壁垒，让执法工作从“幕后”走向“台前”。合法合规的影像传播，既能正向普及执法规则、引导公众守法，也能及时澄清不实传言、化解网络舆情。而无正当理由禁拍，会让公众产生“执法有猫腻”的猜忌，加剧信息不对称，削弱执法权威与政府公信力。

规范执法与公众拍照并非对立关系，新时代执法人员应直面市民镜头监督、习惯在阳光下执法。首先，要常态化开展执法培训，明确执法禁拍的法定场景与边界，杜绝随意禁拍、粗暴干预等违规行为，让执法人员明晰“可为与不可为”。其次，要细化公示执法规则，通过现场提示、官方公告等方式，明确合法拍摄的距离、禁忌场景及传播规范，引导市民文明拍摄、不干扰执法、不恶意剪辑传播。最后，要健全监督问责机制，对无故禁止市民合法拍摄、暴力干涉公众监督的行为依规追责，同时严厉打击借拍摄之名阻挠执法、造谣抹黑的违法行为。